李玉生：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

　　□《江苏法制报》记者 翟　敏

　　李玉生，1964年12月生，江苏省镇江市人。1987、1990年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系，分别获得法学学士、法学硕士学位。1990年到南京师范大学工作，先后任助教、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、院长助理、副院长等职务。200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。现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，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，博士研究生导师；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，江苏省政协委员、江苏省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、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组成员。主要从事法律史学、民商法学、国际私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。科研成果先后获得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成果二等奖1次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4次、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次、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次。

　　他是学者，也是省高院副院长。

　　干净整洁的办公室里，坐在对面的李玉生说话严谨，背后满书橱的学术书籍保留着“书生意气、挥斥方遒”的气质。

　　后来，在网上搜索李玉生的资料，竟意外看到了2006年他的学生在论坛里发表的一个帖子，里面选编了李玉生讲课时的26条经典语录。

　　“假的未必没有影响，真的未必有影响。这是历史一个奇怪的现象。”“要是哪一天唐令、唐式从墓里面挖出来了，那唐六典还会受到这么高的重视吗？肯定不会。”“其他人都去搜刮财宝去了，只有萧何有远见，把秦朝的一套法律全部弄过来了。”……读完这些经典语录，似乎能想象到“李老师”讲课时的谈笑风生。

　　南京师范大学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、江苏省优秀青年法学家……在令人钦佩的光环背后的李玉生，如今回忆一路旅程，颇有感慨。

　　求知途中的康庄大道

　　李玉生中学时品学兼优，对法律很感兴趣。“法律是我的第一志愿，我也很喜欢历史，剩下的志愿都与历史有关。”最后，他以第一志愿被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，而历史也成为了日后他研究方向中的重点。

　　1987年，本科毕业，李玉生作出了一个令很多同学费解的选择——读研究生。在那个年代，大学生是“天之骄子”，不愁没有好出路。“我本身就比较崇拜做学问的人，也觉得本科四年的知识不够，还需要进一步学习。”从那一刻起，李玉生就坚定了他的学术之路。

　　当时，南大法律系研究生只有法学理论一个专业，李玉生的导师偏法律史学，就这样他开始了法律史学的研究，与他的兴趣不谋而合。

　　1990年，李玉生从南大研究生毕业后，有了一个进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的机会。“我本身也更愿意从事偏向学术的工作，所以就去了。”李玉生也的确以其才情受到学生的欢迎。有一个南师大的学生在网上说道：“李老师讲课很有特色”，“是一个在课堂上会嬉笑怒骂的学者”。

　　1994年，学校设立了法律系，缺少民商法专业的老师。学校就把李玉生调到了民商法教研室，他不得不开始重新学习民商法。然而，恰恰是这段教学民商法的经历，又为他日后从事法院工作打下了基础。

　　李玉生的民商法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，2001年，南师大组建法学院，他又被调回理论法学教研室，重新开始了他的法律史学研究。“那时觉得看中国法律历程，必须要研究中国法律史，而仅靠自己钻研远远不够。”那一年，他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，读的是法律史学下的中国法制史。

　　读博期间，李玉生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点。

　　从“李老师”到“李院长”

　　“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”。这是网上一名学生对“李老师”由“理论”向“实践”转型的肯定。

　　2003年，作为民主党派的李玉生突然被任命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。这样的任命并不是一次公开报名选拔，李玉生等于是“被当副院长”。但是，他认为这是一个让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的好机会。于是，他本着参与、了解司法实践的目的，慢慢开始适应从学者到法院副院长这个身份的转变。2009年，李玉生又被任命为省高院副院长。

　　在被问到干实务与做研究的区别时，李玉生举了个自己的例子。“刚开始，审委会研究案件时，我总会觉得从法律理论上讲不应该是这样的呀，经常会提出不同意见。后来，案子接触多了，我也越来越了解实务与研究的区别了。学者是从理想的角度搭建理论框架；而实务除了要考虑法理，还要考虑情理和现实国情的因素。”不过他认为，两者是一个互动的关系，互相适应，并没有谁对谁错。

　　近八年的“法官生涯”让李玉生的视野更广阔，他一边干实务，一边做学问，用法学理论指导法律实践与运用，又以法律实务诠释完善法学理论。他因此也更明白恩格斯说的“力的平行四边形”理论，“法律发展乃至社会发展不是由某个单个因素决定的，而是历史合力的结果。”

　　反思我国法律传统元素缺失

　　法律史学是李玉生热爱的研究方向，但他觉得遗憾的是，从清末法制改革以来，一度摒弃了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，100多年来，走的一直是向西方学习的道路。法学界受西方国家的影响颇深，以至有一个时期，学者言必称“西方”。有的学者看到了西方法制的长处，却没有看到自己的资源，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法律理论。

　　李玉生认为，应当加强对中国法律传统元素的反思，学者所要做的，应当是考虑中国的土壤，在进一步了解中国现实的基础上，提出不同于西方，甚至超越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，中国自己的法律理论。

　　“不过，令人欣喜的是，现在我们国家逐步在吸收一些传统的元素，譬如今年2月份颁布的刑法修正案（八）里有一条规定，审判时年满75周岁以上的老人原则上不适用死刑，我国汉代以来，就有‘悼与耄，虽有死罪不加刑’的规定，而且分得更细。”李玉生主张，我国当代立法，既要着眼于现在与未来，根据实际需要和发展趋势进行立法，也应注重从古代和近代以来好的传统中汲取营养，使我们的法律既有现代感，也与传统的精神血脉相贯通。